从党史学习中启发银行战略转型的智慧

党组织的架构设计和管理进化，是在战火中淬炼而成的，所以才会产生极其丰富的战略和管理学思想，可供今天的企业和企业家们借鉴和学习。

　　共产党人是时代的弄潮儿，中国的银行家也应该保持与时俱进的特质，在时代的潮流中不断进行变革和创新，让银行和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100年伟大征程的历史中，蕴含着丰富的组织变革和战略转型思想，可以为当前创新转型中的中国银行业提供启发和借鉴。

　　党史中蕴含着丰富的战略管理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无数共产党人用亲身经历的苦难、血汗和牺牲积累的财富，在建党初期除了应对外部恶劣的生死考验外，党还经受着组织内部的矛盾、冲突和自我革新的巨大压力。因此，党组织的架构设计和管理进化，是在战火中淬炼而成的，所以才会产生极其丰富的战略和管理学思想，可供今天的企业和企业家们借鉴和学习。事实也证明，企业的组织管理和战略转型思想，最精华的部分都是来自战争和军事组织，因为战争来不得半点虚假和空想。

　　当前中国的银行业处于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的是三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百年未有之大重构、国内经济百年未有之大转型、国家战略百年未有之大交汇。进一步说就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在国际社会引发了政治经济格局大变动，在内部则是环保、贫富分化等公平问题比经济增长、投资驱动等效率问题更为突出。中国银行业的转型需要从过去的时代主题中走出，直面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家新的百年目标。党史一百年，接近六十年解决的是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问题，以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改变新中国成立前一穷二白的经济现状和极化的分配结构。后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则是在已有的国家安全基础上，通过市场化改革的方式解决宏观效率严重缺失的问题。认识到这一点，是中国的银行家在新的发展阶段推进战略大转型的前提。

　　对中国的银行家来说，新的航船步入了一片茫茫未知的“水域”，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导致过去的利润中心变成了“无利润区”。新的战略如何制定，转型向哪里去，在哪个领域建立“根据地”，几乎没有他人和过去的经验可以借鉴。如果说银行业前二十年的发展是借鉴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比如按照股份公司形式组建银行、对接国际监管标准巴塞尔协议等，未来二十年已经没有现成的案例可以借鉴，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特殊阶段和特殊任务，进行银行转型理论和实践的“中国化”。

　　或许，中国的银行业也需要经历一次艰难的“长征”，才能冲破多重压力的“围剿”，找到新的战略根据地。因为客观来说，从总量上来看，中国的金融产能、银行产能，已经处于一个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大部分不良率高企、资产负债表僵化、人才匮乏和机制落后的银行，迫切需要通过“长征”进行战略大转型以获得新生。

　　中国银行业当前面临的压力

　　中国的银行家，在新的大变局和复杂险峻的形势下，需要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勇气，敢于突破已有的经营舒适区和“利润沼泽地”，重寻能打开局面、创造长期价值的战略根据地。

　　（一）经济周期性下滑的压力。这是一个长、中、短三个下滑期叠加的问题，伴随的是人们对银行资产质量的悲观预期。长周期下行的压力表现在人口老龄化、改革和技术红利衰退、长债务周期的压制等。中期体现在城市化高潮已过、房地产长周期下行、内生的资本支出动力不足等。短周期则体现在后疫情时代，巨大的信贷和外需脉冲后的动力消退，刺激政策下挤压的库存压力等。经济周期的下滑，往往伴随着资产质量的下降，虽然后疫情时代下的政策给银行创造了好的外生货币环境，但信用环境却是一个内生的问题，取决于经济下滑引发不同层级信用恶化的传导结构。中小和民营企业（2012年后）、同业业务（2016年后）的信用风险已经处于出清阶段，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的信用体系开始打破，那么银行业最后的“根据地”可能就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压力。

　　（二）产业结构性调整的压力。伴随着中国经济从总量增长速度型，转为结构优化质量型，即从高速度转为高质量，一批重资产、高耗能、过度多元化、资产负债表盲目扩张的企业，如果不能顺利进行产业升级和旧产能出清，将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在当前高质量发展要求之下，尤其是经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压力下，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面临着巨大的结构调整压力。面对这种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压力，无法通过战略转型转变作战队形和打法，从重资产“阵地战”转变为轻资产“运动战”的银行，将会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三）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压力。银行面临第三重压力是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压力，这意味着原来依靠官方提供的支持，无论是经费还是政策的支持，都会变得越来越少，直到全部消退。市场化改革意味着原来的牌照红利，利差管制红利，都将慢慢消失，市场而非政策成为货币和信贷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手段。

　　这将导致：第一，利差越来越稀薄，市场化竞争压力下通过价格战抢客户的恶性竞争越来越多，也就是战争的残酷度上升，银行依靠利差管制赚钱的黄金政策窗口期已经一去不复返。第二，市场的本质是优胜劣汰，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就是竞争环境越来越残酷的过程，不适应在“恶劣地理和气候环境”作战的银行将被淘汰。第三，参与竞争的主体越来越多，很多非银金融机构和第三方金融科技、信用服务机构，由于原本市场化程度就较高，相比银行更有市场化作战的基因，因此也会对银行产生巨大的挑战。

　　（四）数字化浪潮冲击的压力。当前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浪潮是技术层面最主要的趋势，银行必须看到这种环境的变化。这个变化要分两个层面看：一方面，数字化首先虽然是一种技术革命现象，但现在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更多的已经成为一种经济行为变迁。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更需要站在客户行为变迁的市场环境角度去看。大量客户的生活活动，早已经从线下迁移到了线上，那么银行的业务重点，就应该从线下大城市和重点区域，向广袤的线上空间转移。另一方面，从技术层面，不能忽视战争中先进武器的作用。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以前，党的军队更多的是靠缴获敌人的武器，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现代化的兵工厂进行自主研发成为主要的方式。现在大中型银行特别重视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很多还成立了科技子公司，进行先进数字武器的研发甚至是输出。但是，从党史中我们看到，技术主义并不是主流，银行的愿景、组织进化和执行力，敏捷作战能力（游击战、运动战）是比枪炮更重要的武器。

　　（五）政策严监管转向的压力。一方面，政策监管越来越严，银行过去表外、表表外无序扩张的现象落下帷幕，商业银行面临资产负债表调整、产品净值化改造、资本大量补充等多重监管压力。这些无疑都增加了银行经营管理的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和社会对银行的要求和希望越来越高，商业银行既是货币政策执行的主导者，又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力军，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似乎开始承担政策性职能。未来，随着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养老金融等具有公益属性、社会属性的任务越来越多，商业银行需要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能。商业银行需要做好成为一个社会金融企业的准备。

　　银行转型要借鉴党的“三大法宝”

　　党的历史，尤其是前五十年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进行战略转型突出重围的历史，也是一个不断进行危机管理的历史。借鉴党史中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中国的银行家在战略转型过程中可以吸收大量的思想、智慧和勇气，找到洞见本质、发现规律的战略管理方法论。转型的第一步，要抓住党获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三大法宝”：

　　（一）群众路线。党是人民群众的党，党的成功关键是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将底层大众的利益作为最主要目标，赢得了群众基础就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对银行来说，客户是第一群众基础，以客户为中心，重塑价值链管理。建立获客统一战线，围绕客户需求进行同业、异业和跨界合作。员工是第二群众基础，以员工为依托，尤其是重视一线基层员工，借鉴“三湾改编”的经验，一是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官兵平等”，并非绝对平等，而是弱化层级权威结构，消除干部官僚主义；二是强化军队纪律，奖罚分明，不拿客户一针一线，加强合规管理，激励一线员工更好地服务客户。

　　（二）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每次走出困境都是通过实事求是的方法，敞开讨论，自我纠错。市场化转型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尊重人性和客户需求。当前，银行内部还存在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事实证明，凡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敢于创新和直面问题的银行，业绩相对都好一些。银行转型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实事求是的企业文化。

　　（三）与时俱进。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民族独立解放到建立新中国，从城市工人运动到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革命，从以苏俄为师到向西方学习市场经济的先进方法，党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追随时代及创造新时代的历史。

　　银行在战略转型过程中，第一个破除的问题就是打破故步自封的旧框架，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尤其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是一个转型国家，近四十年，中国的银行业一直处于转型状态，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中走出，成立专业的银行，进行现代公司制度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重组和上市，跟随互联网和数字化浪潮进行金融创新等，都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共产党人是时代的弄潮儿，中国的银行家也应该保持与时俱进的特质，在时代的潮流中不断进行变革和创新，让银行和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从党史中提炼银行转型的“六力模型”

　　根据党在生存、成长、发展、壮大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可以总结以下六个方面的发展动力供银行战略转型借鉴，简称为“六力模型”。

　　(一)坚实的信仰力。从党的历史看，信仰是第一推动力，是能在无数次恶劣环境下生存下来的主要原因。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不难发现，那么多优秀的人宁愿放弃家业甚至是荣华富贵跟随党闹革命，根本上就是为了一种信仰。在银行转型过程中，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构建信仰力、愿景力的问题。银行要建立什么样的愿景和价值观，将全行员工的思想和理念统一在一起或者是找到最大的认知公约数，这是银行转型的起点。

　　（二）持久的意志力。意志力是一种坚持，不抛弃不放弃，将革命进行到底。独行者快，众行者远，一个组织的意志力就是一群人的坚持。所谓的战略定力，就是不随波逐流，不朝令夕改，不因为换了领导班子就改变长征的方向和路线，让过去的种种努力白白“牺牲”。缺乏战略定力是转型的大忌。长征没有退路，也没有捷径，爬雪山、过草地，是必须的。当前最成功的战略转型，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沉淀的结果，是一直践行长征精神的结果。

　　（三）强大的组织力。公司治理问题是组织力的根本，要能充分发挥银行家精神，首先要具有稳定、长期的治理体系。党在诞生初期一直存在一个管理难题，就是中央与前委的关系。在实践磨合中，中央与前委达成协调关系，中央大量放权给前委，实际上就是公司治理中的权力制衡结构最终找到了最优点。这对银行的组织力建设非常重要。第二个重要问题是组织力的强大，并不是有多大的规模，而是体现在其高度的敏捷性。敏捷性组织是应对复杂险峻问题的唯一形式。有的商业银行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资源研发先进的武器，而是组织僵化、层级森严、官僚作风，缺乏敏捷性组织的机动作战能力，这些都是银行转型必须克服的问题。

　　（四）清醒的前瞻力。转型需要清醒的前瞻研判，或称为判断力。党的事业成功，很大程度上是认清了当时的社会形势，发现了决定时局走向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找准大方向，并坚定不移地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就不会被一些小问题所遮蔽和阻碍。

　　银行需要加大在宏观、政策、行业等方面的研究投入，提升自己的前瞻力，以更好地支持战略转型的长征。如果有了前瞻性研究的支持，一切就会不一样。

　　（五）全面的执行力。我们党的执行力是无与伦比的，因其能不断地在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从诞生一开始，就伴随着工人运动、武装起义、内部整风、土地革命、游击战争等实践活动，并从实践中提炼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革命理论。按照毛泽东的《实践论》，这是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绝对不是空洞无物的理论和口号。依靠强大的执行力，党的各项政策、纲领、文件、精神等才会得以坚决的贯彻。战略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实践论命题。战略的方向需要理论论证，基本的框架和路径需要理论分析，但战略之所以成为战略本质上是实践的结果。有的银行做的战略规划，或者是应付监管部门的审查，或者是给投资者讲故事，规划和执行是“两张皮”，这个在银行转型过程中也是大忌。

　　（六）持续的纠错力。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一直是处于自我革命的状态，虽然也走了一些弯路，但最终在自我纠错的韧性机制下都回到了正确的方向。持续的纠错力需要集体决策、群策群力，这样的组织决策失误发生的概率最小，所产生的执行效果却是最大。

　　银行的转型也要建立纠错机制，培养强大的自省力和反思精神。如果失误和偏离发生，需要直接面对，高层管理者要有自我批评的勇气和胸怀。要有正确的转型观念，创新和变革引发的失误本身就是创新和变革的一部分。失去了转型动力的银行，虽然没有创新风险，但是裹足不前、发展滞后、落伍于整个时代本身就是一种更大的错误。

　　（作者为济南大学教授，西泽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