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素支撑与路径选择

    蔡承彬 福建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主持参与多项国家或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财税政策。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有利于确保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一个既独立又开放内外联动的动态系统。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推进产业现代化将为“十四五”时期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有助于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实现。对此，《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福建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蔡承彬博士，他认为，“十四五”时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一个重要内容是产业现代化。产业结构升级与要素禀赋紧密关联，需促进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良性互动，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产业结构升级与要素资源禀赋紧密关联

　　《金融时报》记者：新发展格局下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部署，也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内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从构建新发展格局出发，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要素资源禀赋结构存在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蔡承彬：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内容非常丰富，里面有两个关键词“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这两个关键词可以从多角度进行解读，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产业结构现代化。产业结构升级与要素资源禀赋紧密关联，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呈现互为促进的良性态势，但产业高级化、现代化演变进程中受到“双重挤压”。

　　一方面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改革开放以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传统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低是我国制造业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但随着资源环境制约日益凸显、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优势弱化，低端生产环节竞争力下降。据统计，中国近年来劳动生产率虽然快速提升，但劳动成本增速明显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速，而印度、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近年劳动力总数分别增加了12.8%、6.9%、3.1%，成本优势逐渐显现。此外，为了吸引外资，这些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扶助政策。例如，印度实施了“印度制造优先”政策，越南制定了“贸易防卫总体计划”，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建厂力度，在产业链供应链的中低端环节对中国构成较大竞争。产业梯度转移、资本向低成本地区流动本来也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但是在部分中低端产业较快转出去的同时，必须注重发展中高端产业，加快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中国产业迈向中高端的过程中受到发达国家的压制。随着国内本土企业崛起，外商投资企业市场份额缩小，中美经贸摩擦造成关税成本上升，我国产业外移带来的压力进一步增大。世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影响，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产业现代化面临各种挑战。美国为维护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遏制我国快速崛起，边缘化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联合欧盟、日本等要求我国放弃世界贸易组织发展中成员国的差别待遇，承担超越发展阶段的国际义务，在产业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性技术转让、国有企业、网络安全、市场开放等领域提出一系列要求，试图以“规则”挤压我国的发展空间，增大我国参与全球分工和分享全球化红利的难度。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重新审视产业链安全问题，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并提出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采取措施把涉及其国家安全的产业重新转回国内。因此，面对“双重挤压”的挑战，我们应积极应对，实现产业结构由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结构，确保产业链安全。

　　《金融时报》记者：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加速要素自由流动，是提升产业要素配置整体效率的关键。您如何看待这个关键问题？

　　蔡承彬：市场体系是由商品及服务市场和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构成的有机整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定价，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逐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但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相比，要素市场建设仍相对滞后，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市场主体获取生产要素机会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存在，要素不能完全顺畅地流向最迫切需要的产业链供应链环节。因此，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立健全合理的要素配置机制。

　　在构建合理的要素配置机制上，有两个核心问题值得关注。一是政府与市场对要素资源配置的作用边界。市场机制是调结构最基本手段，政府用产业政策调结构应适当界定范围。对于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理论和政策上的论述已较为清晰，但执行部门如果在具体操作时把握不当，易造成要素配置扭曲。因此，我们应做出以下改变，充分发挥市场对产业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首先，大幅减少对企业投资的审批核准干预。其次，对确有必要的产业政策，增加其实施过程透明度，提升其可问责性，减少行政干预对产业要素配置的扭曲，确保市场主体公平获取生产要素权利。最后，要清晰区隔产业政策与宏观调控政策，减少产业政策频繁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时，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应开放型大国的宏观政策架构，为采用与市场经济原则兼容的手段调节宏观周期波动创造体制条件。

　　二是中央与地方要素资源的配置关系。某些地方政府出于局部最优化目标的决策可能偏离全局最优化目标，在产业政策选择上追求过快的生产结构升级。为了吸引与生产结构相适应的要素流入，采取税收、土地补贴优惠、人才落户补贴等竞争性政策，这些政策短期内可能有利于高级要素的流入，但这种非自发性的要素流入往往是短期的，不能“落地生根”，也难以有效嵌入到地方产业链供应链之中。地区间对高级要素的过度竞争也会阻碍要素在整个经济系统的充分有效配置，不利于产业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和区域间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因此，要协调中央和地方效益最大化目标间的矛盾，实现全国“一盘棋”的要素统筹配置，杜绝各地人才争夺战、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恶性竞争等对要素资源的非理性引入，避免过激的税收竞争引发的地方保护、市场割据和重复建设等问题，优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布局。

　　十八大以来，我国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一系列“放管服”改革取得了重要成效，包括“多证合一”“串联改并联”“互联网+政务”等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性运用，实现“最多跑一趟”到“一趟不要跑”，推行事前监管到事中监管，商事活动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等关键领域关键环节改革，推动了政府服务效能提升。“十四五”期间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制度改革红利仍然存在。下一步应把主要精力放在为市场运行和社会发展设立、修改、创新、监督、执行制度规则上，深入推进行政审批、政府监管、公共决策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与体制创新，促进实现政务公开透明、审批简化高效、办事方便快捷、资源公平分配为特征的高效发展软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参与中国产业现代化水平提升提供更大的制度改革红利。

　　《金融时报》记者：提高要素利用效率，优化产业要素投入结构，除了传统要素，如何抢占新型高级要素使用的先机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蔡承彬：在土地方面，构建公平与高效的土地配置、流转体系，协同做好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的土地资源规划与配置。在资金方面，构建适应产业现代化的金融服务体系，充分借助区块链、物联网、5G通信、生物识别、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搭建服务上下游企业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金链一体化融合发展；完善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政策，切实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困难。继续扩大实施企业减税降费规模，出台阶段性减税政策和针对性减税政策，更加关注创新型企业和优质企业，减少对劣质企业的资源投入。

　　在人才方面，实现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依托中国高端人力资本存量的优势，转变要素禀赋结构，增强人力资本与产业链供应链的匹配效率。加强更专业化的人才培养，培养跨领域、跨行业、交叉学科人力资本结构，发挥复合型人才在产业链供应链间的“粘合剂”作用。

　　在科技创新方面，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依靠创新培育壮大新动能，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的重点是建设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具体包括：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系统评估国家、区域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与“卡脖子”问题的基础上，聚焦共性技术路径突破的重大需求，高水平建设一批产学研用一体化相结合的国家级、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同时，要发挥产业链供应链创新政策的协同效应，发挥产业链供应链“链主”型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中小企业“隐形冠军”做优做强，形成面向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创新链体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技术创新由引进吸收为主转向自立自强，提高关键技术环节的国产化比例，鼓励上下游企业实现基础创新与应用创新相结合；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与现有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构建“互联网+”“5G+”等融合创新模式。

　　新一轮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数据正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价值的重要来源和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对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已明确提出了数据生产要素地位。未来，还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等新型要素在产业结构现代化提升中的作用，促进新型要素与其他要素的深度融合。将数据要素的使用贯穿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发挥其对其他生产要素的“催化剂”作用，促进“劳动+数据”“资本+数据”等要素深度融合模式发展，形成“数字经济新劳动者”“数字金融”等要素组合新形态。通过数字化加快产业链供应链内的信息传播和交流速度，降低沟通成本和交易成本。

　　构建更高水平产业转移协作体系

　　《金融时报》记者：供给与需求是紧密关联的，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现代化演变进程中，如何进行需求侧管理，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

　　蔡承彬：首先，从收入层面来说，现阶段中低收入群体在中国消费者主体数量中的占比依然较高，我国还有诸多需求约束空间有待突破。强化财税再分配调节，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具体而言，可进一步探索降低劳务收入、工资收入、薪金收入等劳动所得收入的征税边际税率，加快出台遗产税、房产税等重要直接税种征收；探索建立差异化、精细化的征税商品条目及税率范围，避免企业将税收成本转嫁给需求价格弹性小的消费者；结合乡村振兴行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释放农村需求潜力等。

　　其次，加大公共产品和服务投入是政府主动创造市场需求的有效手段，也是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中国居民消费支出中居住、医疗和教育支出所占比重较高，从而限制了居民对于其他商品的购买能力，导致高端产品需求不足。为此，扩大民生性政府支出，包括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能力，坚决遏制商品房价格非理性上涨和投机性上涨；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深化改革，进一步推动基本医疗全民覆盖和完善多层分级医疗保障体系，包括推动“三个子女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等可以有效提高居民消费需求。

　　最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也离不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有效推进。要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对于供给端的带动作用。通过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打破区域间市场分割，着力提高城市交接区域、城乡结合区域、周边县城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产业配套设施建设水平以及公共服务设施保障水平，提高城市群、都市圈的整体协调发展水平，发挥中心城市对于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带动区域整体的需求质量提高。

　　《金融时报》记者：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怎样突破产业链分工体系层面约束？

　　蔡承彬：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产业链重组有其必要性，这其实也是推动国内产业链、价值链构建的一个机会窗口，也是构建更加和谐包容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机会窗口。我国产业结构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但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大国博弈的背景下隐忧凸显。在此背景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突破产业链分工体系层面约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充分发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增强韧性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首要任务；探索突破关键技术和核心环节“卡脖子”问题，补齐短板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关键领域。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共商共建共享”优势，兼顾向西开放与向东开放，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商品、要素虹吸能力，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环节与边缘环节全方位、多维度、宽领域合作。

　　产业转移协作是突破区域梯度势差制约的重要政策工具，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过程中，应着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双向并进产业转移协作体系。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键生产、配套环节并举为承接目标，进一步加大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力度，特别是其中具备一定经济基础、有较为广阔城镇化与工业化空间的城镇，并着手布局更多聚焦特定产业链供应链的国家级、省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以强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为目标，推动各省（市）围绕主导产业加快建设以专业化为导向，以夯实区域产业良性分工的战略节点为目标，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框架下的错位竞合型产业园区，推动有条件的相邻地市或毗邻园区共同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共同编制园区主导产业发展指南与分工目录。